荊楚網(wǎng)消息（楚天都市報）（見習記者張屏 通訊員馮明 縱兆云）軍軍（化名）才11歲，除了打游戲，他已會抽煙、上舞廳、泡酒吧了。今年2月，他被學校勸退。3月18日，他想從家里偷錢去游戲廳，被母親發(fā)現(xiàn)，他舉刀向母親砍去，母親嚇得躲起來，他就“搶”走家中5000元錢出走，兩天后被鐵路民警送回。為防他再次離家，母親用鐵鏈鎖著他的雙腳。
小朱（化名）僅16歲，爸爸是個案犯，被判無期徒刑。他讀初三，卻已很久沒去學校了，每天睡到上午11點起床，午飯后去網(wǎng)吧，跟幾個伙伴玩到凌晨回家睡覺。他打群架、捅刀子，學校要他退學，媽媽苦苦哀求，學校保留了他的學籍，卻仍無法管教他。媽媽沒法，只好辭了工作，時刻陪著他。
這是媒體近期報道的兩個孩子。他們都尚未犯罪；但有關人士指出，如不及時幫教，他們指不定哪天就犯罪了。
武漢惟一的工讀學校叫勵志中學。校長李漢發(fā)對記者說，該校每個孩子，身邊至少還有五六個沒被管起來的同伴。這個龐大的群體，被人稱作“犯罪后備軍”。
李校長說，工讀學校只是幫教這群“后備軍”的一道防線，另4道防線是家庭、學校、社區(qū)和少年法庭。
第一道防線：家庭
“原罪”不是單親家庭，而是缺乏父母關愛
好多家長告訴記者，教育孩子太難了，社會這么復雜，他們動不動就學壞。
青少年教育專家、華師教授嚴正認為，缺少家庭溫暖、錯誤的教育方法，是孩子學壞的“罪魁禍首”。
漢陽法院近5年審結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16起，其中未成年被告人397人，87％的來自單親家庭。
武漢港務局二子校教師傅炳坤說，單親家庭不是“原罪”，在單親家庭中，只要父母有一方對孩子負責，孩子就很難變壞；雙方都不管孩子，孩子就慘了。
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，傅老師說，另一方面是教育方法問題。他接觸到一個孩子，幼時很乖，后因家長溺愛，什么都依著他，孩子因此任性而自私，一有不滿就打架、動刀子。
勵志中學校長李漢發(fā)從事工讀教育25年，他認為“違法從違紀開始，違紀從不良習慣開始”。勵志中學對“問題少年”教育的第一步是糾正他們的生活習慣：讓他們每天按時作息，自己疊被子、洗衣服。
嚴正教授說，那些瀕臨犯罪的孩子，家庭這條基本防線或多或少都出了問題。
第二道防線：學校
現(xiàn)有體制下，“成人”與“成材”很難統(tǒng)一
有30多年教齡的傅炳坤老師認為，學校在現(xiàn)有體制下很難顧及所有孩子。
傅老師說，最易出事的不是好學校的學生，在差一些的學校，常常是整個班、整個學校都亂了。這是“千軍萬馬擠獨木橋”教育模式的后果：只保證少數(shù)孩子“成材”，沒顧及多數(shù)孩子“成人”。他認為合理的班級應該是：三分之一是好學生、三分之一是中等生、三分之一是差生。盤好了中等生，他們向好學生靠攏了，差一點的孩子想鬧也鬧不起來。但現(xiàn)在的情況，傅老師舉例說，武漢某區(qū)每年“小升初”能上省市示范學校的孩子只占20%，“初升高”降到了15%，好學生被層層選拔到好學校，二流學校的好學生越來越少，中等生占三分之一，差生占到了三分之二，“邪氣壓倒了正氣”，老師的教學積極性大受影響，就算教得再累都難見成果。
嚴教授說，即便好學校，升學率的壓力也使老師們將90%的精力放到了好學生身上。
接受采訪的專家都反對老師對“不學好”的孩子放任不管，因為“教育不是萬能的，但教育不是無能的”，管總比不管強。但嚴教授說：“不是老師不管，而是體制沒跟上�，F(xiàn)在經(jīng)濟收益、上崗下崗都直接跟教學指標、升學指標掛鉤，德育成績怎樣去量化考核呢？”
嚴教授的憂慮是個社會問題，就在記者采訪的第二天，6月3日，武漢市召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座談會，該市市委副書記程康彥說，政府正考慮設定新的考核指標，對德育的考核將會更具體，更有可操作性。
第三道防線：社區(qū)
全力關心“兩勞”人員，很少幫教“問題少年”
1997年12月3日通過的《武漢市未成年人保護實施辦法》中規(guī)定，對有輕微違法行為的未成年人，學校及其監(jiān)護人應予管教，居（村）民委員會、派出所應予配合。
武漢青少年教育辦公室吳主任說，社區(qū)幫教是幫教工作的重要一環(huán)，尤其是對那些因家庭、學校管教失敗而流落的孩子。
勵志中學李校長透露，武漢市江漢區(qū)某社區(qū)送往該校的孩子最多。
記者趕到該社區(qū)，社保主任說，這個社區(qū)很復雜，“兩勞”人員多，徘徊在犯罪邊緣的青少年多，幫教工作任務重。該社區(qū)積極想辦法關心“兩勞”人員，卻很少有精力對那些眼看要走上犯罪道路的孩子采取什么措施。
吳主任說，設置社區(qū)幫教的目的之一，是幫助那些處于管理“真空”的青少年，但現(xiàn)在重視得不夠。事后工作多，未雨綢繆少；落實到具體工作中，專業(yè)人士又太過于缺乏。他希望有專業(yè)背景的青年志愿者能走進社區(qū)。
武漢已意識到這個問題。市委副書記程康彥說，每個社區(qū)、每個青年團員，都要為社區(qū)幫教做實事，一個孩子如果一個人幫不好，就讓兩個人、三個人去幫，直到把這個孩子幫好。
第四道防線：工讀教育
工讀學生不是少年犯，工讀經(jīng)歷不記入檔案
那些留在學校卻難以學好的孩子，很多時候送司法部門是無法處理的；家庭無能為力；被推向社會，后患更多。在我國的教育設置中，他們是接受工讀教育的對象。
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第18條規(guī)定：工讀學校應對在校學生進行思想教育、文化教育、勞動技術教育和職業(yè)教育。
在武漢，工讀學校的孩子一般由派出所送去。李漢發(fā)校長說，家長開始抵觸心理很強，對工讀教育存在誤解，覺得工讀生就是少年犯，認為是孩子的人生污點，說出去不好聽；有的家長則怕孩子去了會“吃苦”。
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明確規(guī)定：工讀學校畢業(yè)的未成年人在升學、就業(yè)等方面，同普通學校畢業(yè)的學生享有同等權利，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，工讀經(jīng)歷也不記入檔案。
李校長說，在該校1012名學生中，近400名返回原校繼續(xù)讀書，31名畢業(yè)后參軍，10名特別優(yōu)秀的還光榮加入了共青團。工讀教育沒有“吃苦”問題，假期就是獎懲的杠桿，表現(xiàn)好的孩子才能放假回家。
李校長說，一段時間后，明白過來的家長都很配合，因為孩子“放假回家后變乖了，不瞎搞了”。
勵志中學的轉化成功率在90%以上，那10%是怎么回事？李校長說，那是個別情況，就是因為孩子離開工讀學校后家庭教育沒跟上。
他說，工讀教育也非萬能，如果孩子內心的真正需求得不到滿足，再次犯錯將很難避免。
第五道防線：少年法庭
法官花大力氣跟蹤幫教，嚴防孩子在緩刑期內再次犯罪
漢陽法院介紹，未成年被告人是緩刑的重點對象。
以該院少年刑事審判庭為例，在1998年至2003年5年間，被處刑罰的218名失足青少年中，緩刑122人。青少年獲刑后仍有56%的人馬上返回社會，過著正常人的生活。
對這些孩子，少年庭法官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，強化宣判后的跟蹤幫教。因為如在緩刑期間再次犯罪，數(shù)罪并罰，量刑會更重。
女法官邱建軍被人譽為“尚秀云式的法官媽媽”，她對失足青少年的幫教成功率達到98%，其中有個孩子如今已在讀研究生二年級了。
邱法官說，她不光在宣判后跟蹤幫教，宣判前就已開始了解孩子，解開他們的心結了，以正確量刑。
據(jù)了解，在武漢另兩個區(qū)法院少年庭中，江岸區(qū)和武昌區(qū)幫教后，這類孩子的重新犯罪率均僅為1%左右。
據(jù)介紹，傳統(tǒng)附設于基層法院內部的少年法庭已越來越難以發(fā)揮其對少年犯罪“教育為主，懲罰為輔”的審判作用�；诖�，有關方面醞釀以上海等四省市為試點，籌建獨立的少年法院，推進對未成年人全面的司法保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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